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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物傳記閱讀社會運動的軌跡 PDF 列印 E-mail
作者是 gff   
週一, 08 九月 2008 14:29

何明修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一、

    眾所皆知,C. Wright Mills所謂的「社會學想像」即是一種連結個人傳記與社會歷史的心智能力。大部分的社會學家都相信,人是環境的產物,時勢才能創造英雄;只有掌握了特定的社會結構,我們才可以理解具體情境中個人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因此,我們習慣以集體來解釋個體,從鉅觀來看微觀,這也是為何很少社會學家願意投入人物傳記的撰寫工作。同樣地,生命史(life history)也不是社會學家經常採取的研究途徑。感覺起來,再怎麼曲折離奇的個人境遇,或者傳奇性的生命經驗,也不過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則故事,不太可能具有什麼樣的代表性。相對於此,我們鄰近學科的工作人員卻常以傳記來呈現他們的研究成果。歷史學就不用談了,很多優秀的人物傳記即是展現出精湛的史家技藝。人類學家也是如此,舉例而言,Sidney Mintz(1974)的Worker in the Cane即是以一位工人生命故事,來描述美國資本主義入侵對於波多黎各社會的種種衝擊。

    筆者認為,人物傳記與社會學研究是有下列幾點的關連性。

    首先,既有的傳記提供了很寶貴的研究資料,畢竟許多重大的社會變遷過程即是深刻地烙印在許多人的生命歷程之中。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無奇,但是在找工作、擇偶、信仰、消費、居住等看似純然私人的抉擇之中,也往往可以發現許多集體力量的作用。

    其次,以個別人物為中心的研究,意味著我們需要將自身完全投射在故事主角的生命情境之中。因此,在說明某項重大的生涯轉折時,研究者必得同時釐清環境所給與的限制與機會,以及當事者本身獨特的個性與傾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每個人的命運也不是她/他所屬的群體之具體而微縮影,我們也不太可能找一個可以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但是在處理個別的生命故事時,我們就不得不同時處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因素,並且提出一套合理的說法。換言之,好的傳記撰寫即是要符合Geertz所謂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亦即保留原始脈絡的完整性前提下,指認出永恆性的規律。

    最後,社會學研究的讀者群絕大部分是專業同儕,但是社會學的歷史使命絕不僅限於此,向公眾發聲、尋求對話也常是社會學家所從事的工作。然而,我們常習慣於用專業性術語來思考、寫作,這樣常使得我們的影響力受到了限制,很難擴及到專業社群以外。就這一點而言,傳記即是一個很有力的切入點,可以透過引人入勝的生命故事,來呈現社會學所關切的種種議題。

    二、

    社會運動是諸多個體的一致行動,正由於不同的生命歷程之匯流,它才能展現出一股挑戰既有體制的強大力量。更重要地,社會運動的衝擊也不只是展現在外在的制度變革,對於積極參與的成員而言,也往往留下來了刻骨銘心的經驗,並且持續地影響他們日後的諸多生涯選擇。因此,社會運動者的傳記研究即是一個十分具吸引力的研究取向,能夠解答許多社會學所關切的問題。

    在今年二月,有兩份台灣社會運動人物傳記的書籍恰巧同時刊行。賴佩茹撰寫了《環保弘法師粘鍚麟》(台北:綠色陣線);而筆者與洪菀蔆、黃俊豪兩位同學則是合力完成了《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台北:台灣勞工陣線)。

    在台灣的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史上,粘鍚麟與曾茂興都是十分具精彩的要角,他們的運動參與具有許多相似之處。在解嚴前後第一波抗爭風潮中,他們都是因為個人的偶然因素加入社會運動的行列,結果兩個人都一頭栽入,從此再也沒有回頭。粘鍚麟是因為幫他的中學同學李棟樑競選鹿港鎮長,成為反杜邦運動(1986-1987)中主要操盤手。反杜邦的成功不只帶來了信心,也使得他獲得寶貴的社運實作知識,因此粘鍚麟後來也在後勁、花蓮等地環境抗爭長期「蹲點」,扮演軍師的角色。粘鍚麟在身份證上的職業欄是登記「環保弘師」,在杜邦事件往後的二十多年間,他的確是全職地投入環境運動中,儘管時常面臨物質生活的困頓,但是絲毫不改其志。

    已經辭世的曾茂興則在他的桃園客運同事與家人鼓勵下,才決定參選工會幹部。在桃客罷工(1988)事件中,曾茂興展現出他一夫當關的領袖魅力,但是不久他就被桃客惡意解僱,從此踏上了工運的不歸路。在早期的罷工風潮中,如苗客、遠化、基客等案件,曾茂興幾乎是無役不與;在九○年代中期以後,他將注意力移轉到失業勞工,帶領他們到處向官方抗爭,甚至不惜採取擋火車、攔高速公路等激進的手段。與粘鍚麟一樣,曾茂興也因為社運參與而付出了個人的代價,他更因此兩次被判刑入獄。

    基本上,兩位故事主角對於運動理想性都是十分地堅持,這股精神力量支撐了他們的長期參與。粘錫麟看不起某些為了組織生存而接受廠商補助的環保團體,對他而言,所謂的社區回饋不只「傷害了環境運動的發展,也扭曲了社會的價值觀」。同樣地,有些工運人士帶領失業勞工向落跑老闆討償,事後還要收取傭金,曾茂興認為這是「工運之恥」,完全嗤之以鼻。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都是涉及了龐大的現實利益,阻止破壞環境的開發案是「擋人財路」,而爭取勞工應有的退休金、資遣費則是會讓不守法的老闆荷包失血,因此,兩人也遇到業者託人來收買的情事。利誘不成,就是武嚇。粘錫麟到處聲援環境抗爭,攻擊他私生活的黑函也如影隨行,他認為這很有可能是情治單位的傑作。曾茂興也被迫要與黑道週旋,他的住家被流氓騷擾過,也曾被亮槍示意,以及被縱貫線大哥請去喝咖啡。

    儘管兩人二十年來的社運經歷是十分類似的,他們的出身背景卻是有很大的差異。曾茂興是客家人,從事木工的父親很早就往生了,因此他從小學就到處打工以貼補家計。曾茂興只有初中學歷,當公車司機之前,他曾在台電、榮工處幹過黑手。相對地,粘錫麟出身於鹿港的中產階級家庭,父親在農會擔任課長,家境雖不算是富裕,但卻沒有匱乏之虞。他有高中文憑,也曾在擔任小學的教員。因此,雖然他們在群眾場合的演講功力都是堪稱一絕,但是曾茂興幾乎不曾寫過什麼東西,而粘錫麟則是運動文宣高手,他甚至可以用台語寫作。在踏入社運路途之前,他們都有被黨國體制迫害的經驗,粘錫麟被小學裏的安維祕書調查,而曾茂興則與國營事業的人二主管結下樑子。因此,他們很早就成為黨外運動的支持者,固定閱讀黨外雜誌,也到處去聽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民主運動是政治啟蒙的開端,在八○年代中期之後,他們將同樣的反叛理念帶入了新崛起的社會運動之中。


    三、

    除了這些相近的生命歷程以外,這兩本傳記也提供了不少微觀層次的線索,可以進一步思考本土社會運動的理論意涵。

    運動生涯的議題是資源動員論所關切的。所謂的社會運動產業(social movement industry)概念即將社運比擬成為一個經濟部門,因此,興起中的社運之所以激發更多參與者的投入,即在於它創造了更豐富的、更具有吸引力的生涯機會。是否這樣的理論預期可以在台灣社運發展獲得佐證?在此,兩位運動者的故事展現出相當不一樣的景象,運動者的位置與社運的特性顯然是需要納入考量的因素。

    首先,粘錫麟與曾茂興都是草根層次的組織者,他們擅長與群眾搏感情,長期經營在地抗爭,而不是提出全國性運動論述。在環境運動中,負責這種運籌帷幄工作的多半是大學教授,在勞工運動中,則是知識份子出身的運動幹部與大型國營企業工會領袖。此外,兩位運動者也有相似的個性,他們偏好獨行俠式的運動參與,而不是依附在一個紀律嚴明的運動組織。從一開始,粘錫麟拒絕加入組織性格較強的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而選擇了鬆散的台灣綠色和平組織,到後來,他甚至成立了只有他一個人的綠色主張工作室。曾茂興雖然很早就加入了台灣勞工陣線,但是他也曾兩度退出;在工運因統獨而分化成為三股相互競爭的勢力時,曾茂興卻在各陣營遊走,到處都有他的朋友。

    因此,當社會運動在九○年代開始走向體制化的道路,環境運動不再只是依賴早期的社區動員,勞工運動的激進罷工風潮也減緩之際,兩位社運人士所能夠發揮的空間明顯被壓縮。隨著立法院、環境影響評估、產業總工會等體制內管道的開啟,社運的遊戲規從以往的武鬥轉移為文鬥,具有專業論述能力的運動幹部比較能夠取主導權。在這個體制化的轉向中,組織實力變得比個人魅力更為重要,社運個體戶式的參與越來越艱難。粘錫麟的豐富環境運動歷程中,九○年代初期是個明顯的轉折。在之前,他在後勁、花蓮等地長期蹲點:在往後的日子,除了鹿港地區鄰近的抗爭案以外,他不再有深入而長期的議題參與。同樣地,曾茂興在1994年卸下了自主工聯會長一職之後,也暫時失去了工運組織的舞台。但是曾茂興憑藉他的草根動員能力,在既有的工運組織以外另起爐灶,將被忽略的失業勞工議題提升為全國注目的焦點。事實上,兩位社運健將面臨被邊緣化的處境也反映在他們窘困的物質生活。粘錫麟說自己是過著「豬食狗睏」的生活,他曾一度為了癌症開刀,寫信向環運界老戰友借錢。曾茂興自從被桃客開除之後,他太太不得不典當結婚首飾,家中三個小孩也是從小到處打工。

    此外,這兩本傳記也呈現出,社會運動所提供的生涯機會是十分不同的。粘錫麟曾經在新環境基金會擔任主任祕書,也幹過立報的社會運動組召集人兼記者,到了更後期,他固定在社區大學開課。這些工作雖然都沒有持續太久,但是至少在短期間內提供了他參與環境運動的經濟條件。相對地,曾茂興只有擔任自主工聯會長的前期有固定的收入,那是來自於國際勞工團體的援助。但是到了後期,他至多只有不定期的勞教、演講機會,根本無法貼補家用。基本上來說,他們相異的境遇凸顯了兩種社會運動的差異性。儘管勞工運動是根基於工會,似乎享有明確的群眾基礎與穩定的財源,但是環境運動卻比較會善用NGO的策略,透過基金會、社大等組織形態,為運動者開創可以生存的立基。環境運動顯然享有較多的文化資本,知道如何利用公部門以及第三部門的資源;相對地,無論是基層或是聯合會層次,很多工會的財務根本就不健全,經常發生會務人員薪水無法準時發放的窘境。

    另一個可以觀察的議題即是社會運動與文化的關係。近二十年來,英語世界的社運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其中一部分原因即是越來越多學者發現,光憑意識型態或是共同的利益是不能解釋社運的出現,更重要地,共享的文化才是形塑社運團結的重要因素。因此,工運的研究開始從傳統的階級意識分析,移轉到階級成員的團結文化,而環境保護的理念與新中產階級的世界觀的親近性也是被普遍討論的。

    這兩本傳記記錄了許多運動幹部之間互動的細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男性的社交文化提供他們凝聚向心力的重要媒介。根據粘錫麟的說法,當鹿港反杜邦運動正進行如火如荼時,招待幹部們在王功茶店仔的續攤也是支持運動的一種方式。後來,這一群運動幹部共同來到後勁聲援反五輕,結果大家都是帶女朋友來,粘錫麟就認為,「搞社會運動的人都比較浪漫」。在曾茂興漫長的工運生涯中,與他最常南征北討的夥伴,也是酒友兼牌搭子。在參與新營客運罷工時,曾茂興用天九牌與當地幹部打成一片;在遠化罷工時,曾茂興被鎮暴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結果新竹地區的幹部就帶他去牛肉場,好好犒賞一番。

    基本上而言,這些社交文化都是有助於形塑男性運動幹部之間的團結,對於他們而言,共同投身於運動抗爭,與其說追求某種抽象的價值理念,不如說就是兄弟義氣的實際展現。如果說相挺到底是兄弟義氣的基本原則,那麼出賣兄弟則是罪該萬死。粘錫麟在這本傳記中多處數落李棟樑,固然是因為他在反杜邦運動期間暗中與警方妥協,後來也特意阻撓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的運作;但是粘錫麟的憤概語氣也似乎透露出,他在意的是這位中學同學的背叛。曾茂興不怕警察,也不畏懼坐牢,但是他最擔憂的事情就是被別人質疑不重視兄弟義氣。在他的晚年,幾件工運內的選舉與人事問題沒有處理好,結果他一直將其他人的批評放在心中,不時要借酒消愁。

    理論上來說,環境運動與勞工運動都是訴諸於普遍性價值的世俗運動,但是在這兩位運動者的生命世界中,原生性的連帶與宗教信仰卻是很重要的元素。有豐富歷史記憶的鹿港小鎮是粘錫麟成長的地方,也是他踏入社運生涯的起點;在經歷各地環境運動之後,鹿港更成為他落葉歸根之所在,後期主要參與的抗爭(彰北焚化爐、彰濱火力發電廠)都是在地的議題。幾乎在同個時期,曾茂興也回到平鎮老家,後來他所帶領失業勞工抗爭也都是在桃園地區。

    在宗教方面,粘錫麟從小在香火鼎盛的鹿港廟口講故事長大的,在反杜邦成功後,他還策劃了一場盛大的還願活動,以答謝媽祖的保佑。這本傳記並沒有明確指出他的宗教觀,但是可以推論他至少對於民間信仰是不排斥的。相對地,曾茂興是十分相信神明的靈驗。在早期桃客抗爭階段,他曾多次帶領工會幹部一同去義民廟上香發誓;後來,有些幹部被資方收買卻落得不好的下場,他就認為是神明的懲罰。每當聽到工運界對他的惡意攻訐,曾茂興的想法都是舉頭三尺有神明,害人之事自然會得到報應。

    總而言之,強調性別文化、在地認同、宗教信仰等因素,並不是要否認社運理念的作用。粘錫麟與曾茂興都是辯才無礙的運動幹部,他們可以用淺顯易懂的話講出一番社會運動的道理,更重要地,他們兩位都是用二十年的生命來證明自己所相信的理念。然而,唯有留意這些具有本土特徵的現象,我們才能拼湊出更完整的圖像,而不會將其生硬地套用於某種既有的理論架構。就這一點而言,更豐富的人物傳記撰寫,是有助於我們掌握台灣社會運動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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